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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意思(“不到长城非好汉” 的英文翻译大都是:“不到长城就不是真男人”)

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意思

       在每一处修葺后向旅游者开放的长城景区,你肯定能找到长城精神的集中体现——入口处竖立的一块石碑——毛泽东的名言“不到长城非好汉”,上面镌刻着描成鲜红色的草书汉字,笔走龙蛇,十分漂亮。几乎每个中国游客都要和这块石碑合影。人人都知道这乃是毛主席的手书,然而多数人并不知道它的原意,也未必知道这脍炙人口的诗作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外国游客当然更不知道。导游的翻译往往误导外国游客,使他们误以为毛泽东在为长城旅游做宣传,而且蹩脚的中式英语经常把外国游客逗乐。“不到长城非好汉”,被翻译成:不登上长城,就不是一个真男人。谁能觉得不可笑呢?
       走过川北的草地之后,我用一周时间穿过甘肃的岷山山脉来到宁夏。宁夏是我重走长征路经过的第八个省份。我在向着六盘山最高峰挺进。现在人们能够驾车从六盘山下开到山顶,即使卡车也能开上去,而我则步行,在盘山公路的边缘步行。老远我便看到前方有个像是招贴板似的东西,我想可能是广告牌。不过在这高山上树这么一个广告牌有什么用处?我全然想错了。巨大的牌子上有红底金字,原来是毛泽东手书的诗篇《六盘山》。毛泽东有感于1935年10月红军翻过六盘山,写下了这首诗。
       我看不懂毛泽东那自由奔放的草书。在我重走长征路的时候,我既不了解他的诗作《六盘山》的意思,更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到处都能见到这首诗的毛泽东手迹。此时此刻我在六盘山上,这离红军几个星期之后结束长征的吴起镇还有几百公里。实话实说: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搞明白这首诗的意义。这要归罪于近几十年来的双重破坏:首先,糟糕的翻译丢失了该诗的原意;其次,诗词原意的作用变成了鼓励游客爬长城,赋予某种自豪感。“不到长城非好汉”中的“好汉”一词被翻译成“true man“和“real man”(真正的男人)、“hero”(英雄)等等,动词“到”则被翻译为“mounted”(爬上),这些英文词使用的不准确,使得英译毛泽东诗词《六盘山》成了中式英文的大杂烩。
       我坚信,只有把毛泽东的诗作按照其原意准确地翻译成英文,才能准确反映毛泽东其人,因而我需要努力多年,方能了解毛泽东。1996年,作为中国政府雇佣的外国专家,我住在北京友谊宾馆,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Gladys Yang)是我家的邻居。在其自传《白虎》一书中,杨宪益说一次他与毛泽东会见时,毛泽东对英语译文能否充分表达中国文学作品的原意表示怀疑。然而在我看来,少数翻译家做到了在译文中充分表达毛泽东诗《六盘山》的深刻含义,杨宪益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杨宪益送给了我一本他翻译的《毛泽东诗集》(《The Poems of Mao Tse-tung,外文出版社1976年》),他把“不到长城非好汉”翻译为:
       Who are we if we cannot reach the Great Wall?(如果我们不能走到长城,我们算什么好汉?)
       杨宪益的英译“不到长城非好汉”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原意:他是用自己的诗作《六盘山》激励红军奋勇向前,夺取长征最后胜利。他在向红军官兵呼喊:加油,战友们,胜利就在眼前,咱们快到家了,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对于长征半途而废的主张,不管什么人提出,毛泽东都坚决反对,他坚定不移地主张红军北上,直到见到长城,因为在那里他将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年轻时的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右)和夫人戴乃迭

暮年时的杨先生
       我的“重走长征路”,最终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我已步行了1100公里。我的“微缩”长征虽然短,却充满艰辛,其中也有高潮,那就是再爬雪山、再走草地。在我路过的地方中,雪山、草地的自然条件最为恶劣。卡路里摄入不足,使我身体瘦削,双颊深陷;由于不得不喝没有烧开的水,我的脏器里发现了寄生虫;我身上有好几处被蚊虫叮咬化脓的地方;我双脚打满了泡等等,这一切的一切,与当年红军别无二致。为了解长征,我“和毛泽东一起长征”,可谓独一无二。然而我却被剥夺了在吴起镇中心摄影留念的机会。我在吴起镇大街上,被警察抓捕,这可是再荒唐不过了,不过我丝毫没有因此而沮丧。毕竟我以我自己的方式,即步行的方式走完了长征路。也正是那些老红军对长征的回忆,给了我独自冒险走完长征路的决心和勇气。
      在吴起镇被抓捕时,我像在长征路上那样又累又饿,警察的呵斥,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让我觉得可笑。回答警察的问话,我都问非所答,甚至不提我在重走长征路,总之让他们不耐烦,好尽快结束这个我早已熟知的程序。幸运的是我事先就知道吴起镇不对外国人开放,于是要吴琪去延安与我相会。延安是陕甘宁边区首府,上世纪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从吴起镇到延安,车程虽然不长,但实际花费了很长时间。陕北地处沟豁纵横的黄土高原。沟豁是洪水冲出来的,汽车不得不沿着沟豁边缘反复绕道,所到之处,人们都在黄土高坡上挖出来的窑洞中生活。这种地形、地貌,使得国民党地面军队难以进入,空中打击效果有限,自然成了中共理想的安身之处。
       吴琪和我在延安相会,然后一道乘长途汽车去西安。我想起了1987年5月从延安去西安的情景。那次是被驱逐出境。三年过去了,变化真不小;我从一个“非法入侵”的外国人成了“外国专家”。在吴琪的故乡西安,我摇身一变成了西安理工大学的教师,我俩在那里安了家。对于我,西安成了我与毛泽东同行的基地。毛泽东从1893年出生到1935年走过的路,我已经重走,现在我该静下心来教书、写书。今后我将用假期和公共节假日旅行,实地探索毛泽东一生的第二阶段,即1936年至1976年那个阶段。

(待续,李竹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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