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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分析框架(哈佛分析框架推动产融结合,红色资本市场促进经济转型)

哈佛分析框架
2018年5月,作者参加MBA答辩,现将答辩内容进行复盘,并完善了一些基础级思路(因为答辩时间有限,不能充分解释),与读者分享。文章并没有按答辩现场回答进行组织,而是按照自己觉得思路的形成过程,本着有益于读者的角度重新构建。
本文主要是哈佛分析框架的应用研究,并举出了一个新能源汽车的案例进行应用分析。
 
一、资本家掌握的会计准则及会计分析方法抑制创新和生产活动
  本文主要从事财务投资、战略投资,导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管理会计学教授。会计是商学院专业性最强的细分学科,没有之一。选择会计这个方向,既有希望“实质性提高自己”的愿望,但客观地讲,因为自己本科和工作都不是会计专业,写作中遭遇了很多困难。
上学期间,有幸听取了财务会计系副教授周老师的课,感到十分有兴趣,有两个方面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启发:
(1)会计的研究可以从历史的方法着手。
(2)会计规则,广义的讲,也区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我这个表达并不精准,先往下看)。
关于会计准则正义、非正义性,给我开启了一扇的新的窗口。笔者作为军民融合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融资工作者,听课的过程中,深深感到,中国的经济学、会计学、商学的教学、实践、研究工作中,实施主体的立场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这个主体的立场,与是否能够发展先进生产力有关,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色有关,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长期利益、根本利益有关。与我相近的意思,周老师在其出版的书籍《法律制度与会计准则》中如此表达:
近些年来,域外经验受到我国会计理论与实务届的广泛推崇,不少未经甄别的国际会计惯例在经济管理类教科书中流传。我国流行的会计学教材和会计理论著作对中国法律等特殊国情关注不够,较少体现中国本土特色。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一些在我国流行的西方会计理论和国际会计准则很可能是失当的。(彼时我正在备考CFA考试,感受尤为明显)
……
本书发现,有一些所谓的“国际会计惯例”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着以讹传讹的问题。现值、公允价值、资产减值、递延所得税、权益法、合并报表、汇兑损益、租赁会计、资本化等时髦的会计规则大多缺乏合理依据,不符合会计原理,不适合作为会计工作的行动指南,因为它们统统被本书定义为“伪会计理论”。
……
自20世纪90年代流行于我国的期刊分级和数量化的考核制度对社会科学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学术期刊的同质化使得创新观点越来越难以发表。制度经济学、实证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轮番登场,让部分会计研究者清浊难辨,而真正的会计理论研究却变成了冷门。承蒙《财贸经济》、《经济管理》、《社会科学战线》、《XX大学学报》等优秀刊物的抬爱,笔者的一孔之见“国际会计准则是一套缺乏合理逻辑的金融分析规则”、“根据法律事实记账是会计保持其行业价值的底线”得以在次贷危机到达顶峰前与广大读者见面。
文章正文中,质疑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先进性,以及公允价值、资产减值会计等概念的合理性,并进一步用“历史的观点”论述了为什么国际会计准则不合理:
目前国内流行的会计理论基本上是国际会计准则的概念框架和美国证券市场公认会计原则的概念报告的翻版,其理论体系欠妥、实践效果不佳。……究其实质,它们只是适当的金融分析理念,而非会计理论。
……
公认会计原则方面,1978年11月发布的第一号概念公告,先是罗列了众多的会计信息的潜在使用者,认为他们主要目的是通过会计信息评价其从目标企业赚钱的前景,然后在第30段将财务报告的目标锁定为满足于投资人和债权人的需求。这就是会计理论教材中的“决策有用观”。……自1973年以来,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逻辑,构造了一套又一套其妙规则:为了对投资人的决策“有用”,设计出复杂的资产减值会计规则、制订了公允价值会计规则,推出了“管理层意图”导向的会计规则,要求公司会计师进行“职业判断”……目标方向的导向型偏差,把国际会计准则和公认会计原则带上了金融分析的道路。
周老师进一步阐述其本人认为合理的会计原则,并且精妙的运用了笔者很喜欢的历史分析法(就是前文提到的):
世界文明史先后诞生了两类会计准则:一是遵循民商经济法的、追求公共利益的会计制度;二是面向证券市场、谋求私人利益的会计准则。我国自2007年开始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本质上属于后者,它严重的削弱了税法、公司法的微观运行基础。
……
自查理大帝于公元800年接受教皇加冕以来,欧洲受教会势力控制,借贷牟利被基督教教法不容,因此商人难以通过借贷方式筹集资金,扩大生产和贸易规模。大约1150年左右,意大利北部发现《查士丁尼学说汇纂》原稿,推动了罗马法的复兴(笔者注:以此为基础,拿破仑法典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才得以发展)。罗马法作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的形式”,受到城市和新兴工商阶层的热烈欢迎。罗马法复兴后,意大利商法承认了高利贷的合理性,确保了商人的法律地位和财产权利,规定了制作和保存账簿的义务,强化了契约的执行保障。银行业因此快速发展,借贷记账法于13世纪诞生在意大利银行业。15世纪末,经数学家帕乔利进行科学总结以后,借贷记账法乃至会计学得以作为一门科学栖身欧洲科学之林。
作者进一步阐述了“金融预期性会计分析”逐渐掌握以公共会计师行业为代表的经济活动计量主导权力的过程:
代理记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已经发展到可观的规模,而真正形成独立的行业是在1830年左右。英国1831年《破产法》授权会计师担任官方清算人,这是历史上法律对公共会计师行业首次认可。1854年,英国该行业先驱成立了英国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会计师行业组织——爱丁堡会计师协会。该学会试图为证券市场规定会计规则。
十九世纪末,英国一批公共会计师陆续奔赴美国开拓业务并发展自己的职业组织。1887年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成立,但是因为当时司法独立,该行业一直没有找到庇佑该行业的联邦法律和联邦政府机构。几经奔波,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终于以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作为突破口,得到了美国证监会的支持,从而投奔了证券行业。1929年,证券市场崩溃引发经济危机,罗斯福整顿证券市场。当时认为,缺乏统一的会计准则被认为是股市崩盘的罪魁祸首之一。于是1934年《证券交易法》决定专门成立机构实施证券监管。美国证监会依法享有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规则之制定权。公共会计师协会有机可乘,开展了猛烈的游说活动。1938年4月,美国证监会在一份文件中决定,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制定证券市场的会计规则。
文章中还就“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就会计准则的激烈交锋进行了阐述和材料节选,十分精彩。受篇幅限制,本文并不展开,有兴趣的可以去买《法律制度与会计准则》这本书。
周老师的课程,以及《法律制度与会计准则》让笔者触动很深。我们的资本市场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而不是让资本家获得不合理利益的。2017年年底,刘士余主席在证监会内部开会时提到,我们资本市场要服务军民融合等国家战略,并且专门提出了“资本市场强国”的重要思想。这些内容不能只作为口号,而是要在我们的经济系统中,推动宏观经济管理规则与微观经营管理规则有效衔接,和谐发展。
上述这一立场,影响着本人的论文选题。笔者认识到,商科教育作为舶来品,一方面大大的提高了我国的商业管理、经营实践的水平,但是另一方面,里面掺杂了很多西方经济学均衡原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金融交易、虚拟资产增值为主要目的对创新性、生产性活动并不有益的观念、理论,如何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做到“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派”,这是中国本土商学发展的重大命题。
最终,因为财务会计的专业门槛高、自己学术基础不牢,以及导师本身的专业倾向,让我选择了对管理会计做应用研究,并确定了管理会计学科领域的哈佛分析框架的应用作为研究对象。
 
二、哈佛分析框架:一种促进产融结合分析方法
哈佛分析框架是由哈佛大学的三位学者Krishna G. Palepu、Paul M. Hesly、Victor L. Bernard在《运用财务报表进行企业分析与评估》一书中首次提出的财务报表分析思路。
在此框架下研究人员从经营战略分析、会计分析、财务分析和前景分析四个维度对企业的财务情况加以分析。分析的具体对象就是按照法定的会计系统编制财务报表。

资料来源:《运用财务报表进行企业分析和评估》,中信出版社,2002年
哈佛分析法这种多维度、立足战略的财务分析模式使得使用者能够更客观、更全面的了解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也更有利于使用者更好的把握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因为本文并不是学术论文,因此仅以最扼要的概括介绍哈佛分析体系的各个部分。

资料来源:《运用财务报表进行企业分析和评估》,中信出版社,2002年
        问题:你的研究有什么创新、有什么特点?
回答:本文是应用创新,不是理论创新。我们普遍重视理论创新,但是其实好的理论的应用创新也很重要,能够应用说明你掌握了这个工具、方法的精髓。为什么哈佛分析法出来了30多年,中国没有好好推广下去?我查阅了国内绝大部分教授、学生的有关文献,关于如何应用,没有一个人说的比较清晰,主要是我们的社会学科的研究也脱离了实际。可以这么理解,我们自己对这个方法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如果仅仅是对现有的财务分析进行机械性完善,那确实没有必要推广应用。我认为,哈佛分析框架能够解决中国商业实践的两个问题:
(1)提出了具体的应用方法,具体就是三个应用要素:应用场景、应用的价值尺度、应用的典型对象。这是研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2)提出了该方法对高素质职业经理人的培养的一种新途径、新方法。这是研究解决的次要问题、附带问题。
先展开地阐述第一个问题。
(1)应用场景,对管理者、投资人来说需要掌握“泛权益类资本—战略制定与实施—研发活动”、“泛权益类资本—战略制定与实施—投资绩效”的三段式架构中进行应用。
19大以后明确提出,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就是商业性、应用型研发活动为基础的新产品、新设计、新工艺、新流程的创造。高技术企业的研发费和研发人员工资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大型企业主要是自有资金研发,本质上也属于现有股东的利润盈余,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种自有资金和社会资本,比较多的形态是就是私募股权投资,以外部股东为主。这两类资金概括为“泛权益类资本”。

大企业中国式中小企业香港式
企业规模 国家 研发资金来源
美国式 资本市场、自有资金为主
国家财政补贴、自有资金为主
新加坡式 国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资本市场
企业自有资金

中国大型企业(以军工集团为代表)有些研发费用来自国家财政经费,既是维持能力必要开支,也承担重要项目。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程式”投资体制对重大工程有比较好的作用,但是对于ICT领域,就需要转换思路了。ICT领域的高研发、规模效应极其显著、技术迭代周期快的模式,与充分占领市场并通过技术迭代不断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要求项目的运作和投融资必须充分市场化,这方面我们走了一些弯路。
香港的创新型企业绝大部分以自有资金投资,这样就形成了小型创新企业的企业结构,难以形成有规模、组织化程度高、有议价能力能的产业链。香港的研发费用,一半来自政府,一半来自企业自有资金。香港的研发费,40%来自政府,一半来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5%来自境外,5%来自企业自有资金。而新加坡是唯一一个通过一代人就实现了工业化,并在石化、造船、电子信息技术等领域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的国家。可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中小企业的研发费用、研发活动对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有明显作用。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决策行为和企业的研发活动之间如何形成关联?这需要一套方法论。宁高宁在中粮集团的时候曾对公司MBA出身的管理人员讲,你们读了MBA就能从事管理工作吗?显然不是。MBA的课程是碎片化的,各个学科之间并没有打通,但是企业实际上是一个整体。
哈佛分析框架的基本模式包括“战略分析—会计分析—财务分析—前景分析”,战略分析更多代表公司管理层意图,是公司经营思路的凝练,会计分析、财务分析将过程财务可视化,前景分析则给出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最关心的未来的投资结果,或者给管理人呈现一个可观测的、动态的研发活动。
(2)应用价值尺度,要站在公共利益和国家能力的形成角度,也就是促商业成功和技术进步的良性迭代。这个价值尺度就是“技术创新能力建设—技术扩散与规模化生产—商业成功与融资的持续性”。高技术产业具有阶段性、高成长、高风险、规模效应显著的特点,公司在成长阶段的实际价值的估值体系,用市场规模、收入增速、市场占有率、(稳定)高价值客户占订单比例,比一般意义上的净利润、EBIT更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高技术产业投资的高风险,如果仅仅观测市场类指标,技术上、能力上并没有实质性提高,鉴于高技术需求端很多都是政府、大企业、军队等部门,如果掺杂了商业上不规范的行为,这样基于技术能力提高的价值投资,对投资人、社会都很重要。基于技术能力和技术扩散(或者说技术能力发展)进行投资,比而不是仅仅是的是否实现了并表,要看这个是否通过新技术的产品化、市场化,在实现了预期商业价值的基础上,实现了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的人说这是政府关心的,我不关心,华为和联想的情况,就是前车之鉴,联想给投资人带来的伤害很大,员工也附带受伤了,职业发展和个人福利待遇都有影响。
(3)应用典型对象是高技术工业品企业。排除了技术附加值比较低的传统行业,因为这类企业要么是固定资产形成显著,或者未来某一阶段的现金流比较稳定,银行信贷能够支持;要么是研发费用、研发活动并不突出,公司价值不需要对未来预期进行观测,高技术工业品制造业企业具备高研发、面向未来、现金流不稳定企业阶段性特点突出、缺乏固定资产形成的特点。哈佛分析框架融合了战略分析、前景分析的,对管理层、投资人都有很好的实用性。
推广与实际经营状况和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哈佛分析框架,是实现国家财务金融体系和生产经营活动互动互兴的体系工程,是实现“资本市场强国”的重要的微观层面的方法论,有利于实现财务人员业务化和业务人员通过财务工具进行战略制定、战略管控和战略实施。
宏观经济是由各个微观经济主体构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每一个传统企业来说都是一次“能力再造”的过程。微观经济主体在实施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从财务视角的对战略落地的过程进行数据化审视和财务管控,需要财务理论和财务分析实务具备推动企业战略发展的能力,实现“财务人员业务化”,业务人员开展研发、生产活动规划时,也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资本的要求,实现“业务人员投资化”,从一线经营管理实践实现产融高效衔接。
哈佛分析体系从与环境、禀赋、企业长期愿景相关的企业发展战略入手,用会计分析的方法分析商业模式的关键特征,在用财务分析落脚到公司商业能力这一重要问题,最后通过前景分析对公司未来价值形成判断,该判断既可以对投资人提供参考,更重要的是,能够对与企业发展战略相互印证,使经营者形成认知闭环。这一点,对企业、行业和国家都是十分重要的,也是中国工商管理实践的重大突破。
哈佛分析框架综合了过去、立足于现在、放眼于未来,从战略、会计、财务和前景四个方面对企业历史财务状况进行了科学分析的同时也对企业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价值性进行了理性预测。哈佛分析框架消除了部分传统分析方法中可能存在的 “水分” 增强了分析的真实性,也让投资人对整个企业甚至整个行业的基本情况有了系统的了解,增强了分析的完整性。
(4)低成本、规模化培养复合背景职业经理人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还逐渐有了一个新启发,就是我们国家的职业经理人的培养问题。中国的管理水平不高,受过良好商科教育的职业经理人数量缺口很大,我们的商科教育质量也不高,很多好的管理方法都不掌握。企业家精神、职业精神、工匠精神,本质上都是不同阶层、不同对象的专业主义,管理上缺乏专业主义,这是现状。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现实的情况是,我们不能让每个职业经理人都接受MBA教育吧?MBA教育里面,特别是比较好的学校的商科教育的学生,至少有40%以上是希望出来以后从事金融工作,其他行业很难覆盖其学费和时间投入成本,金融是一个寄生性行业,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商科教育培养的那么一点点人才,都给寄生性行业做贡献了。插一个题外话,为什么金融行业,信贷部、投行部、投资部、研究部这样的核心业务部门,都喜欢要理工科和金融、投资、财务复合背景的学生?而金融行业核心岗位培养出来的人,除了能够适应投资岗位外,还能够迅速转型企业管理人才。我的理解,产融结合离不开微观经营活动的复合型人才,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机制一定要规模化、低成本化,否则由被资本家占据优势的金融行业把复合型人才吸纳走了。
哈佛分析框架的推广、应用,既是一种产融结合的方法论,也是商业和专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mini版培养体系。如果他们不用通过商学院教育获得产融结合的方法论,学生的学习成本下来了,也就不用有很多人非要进入到金融行业了。
 
问题:新能源汽车的财政补贴怎么看?对股价造成什么影响?
回答:一个工业产业链,不仅仅是一个企业自身的问题,跟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日本的汽车行业当时就是和日本的产业经济学理论有关的。这个大前提,我们不能忽略,同样的中车、大飞机,我们都要看到政府的影子。因此,有人提出“深化改革是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动力”。
新能源汽车的两大技术路径:锂电池、燃料电池的博弈。废料怎么处理?不能说没有人认识到锂电池的问题,但是过去的汽车产业组织也有利益上的考虑。就拿最近中国对特朗普政府的石油利益集团妥协来看,按照我们理解,新能源汽车肯定是趋势,为什么要给传统能源汽车机会,只能说中国政府有更高维度的考虑。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路径,德国、日本、美国内部也在博弈。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新的东西,新旧利益集团都能沾边,才有可能平稳过渡。
新能源汽车这种拉动效应明显、规模巨大的产业,产业政策的推出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在中国体制下企业发挥的空间并不大。只能是认清大的趋势,然后尽可能活下去,怎么活下去?那就是要在技术产品化以后的商业可行性、自身技术储备与能力优势、顺应和利用政策趋势之间形成良性迭代。关注这三者之间的迭代关系,比单纯的关注政府补贴更有实际意义。
比亚迪做的手机电池那会儿是手机电池(锂电池),转化为锂电池比较快速。技术可行性方面,一段时期内,是有比较好的商业价值的,长期来看,可能还需要转型,但是这个周期比较长。但是现在这个时间越来越逼近了,德国有些传统汽车公司已经推出了燃料汽车概念车。对国内厂商来说,关键在于转型的时机和方式,这就是要跟着政策走。
因此,我有两个基本观点:
(1)哈佛分析法适用于(基于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和技术扩散为价值尺度的)价值投资。所以,关于上市公司估值与哈佛分析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哈佛分析法可以作为价值投资策略的一个参照系,但是并不足以直接指导证券投资与上市公司估值,这个超出了这个模型的能力范围。我们要分清管理会计体系下的分析和金融分析。
(2)政府补贴这个问题,我认为能够使用好政府政策,参与政策制定本身,是管理层要考虑的问题,但是不是投资人要考虑的问题,因为这个不确定性你很难知道,也很难把握。而公司的管理能力,本身就是公司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把政府补贴作为重要因素,忽略管理层经营能力,这个投资就别做了;如果你作为管理者在上一个项目政府态度很重要的时候,那你就跟政府谈,企业跟政府主管部门的沟通这个肯定是有的,情况熟悉了,相应的职业判断也是有的,不过这个在外界看来是一个黑匣子。我认为,在企业管理者眼中,特别是强政府管制市场,政府关系总体来说是一个可以被管理的工作。
 
三、推动产融结合是社会主义金融工作者的强国担当
作者的本科背景是国防类理工科专业,一方面较多地接触国防科技工业的需求与供给侧,能够比较充分认识到这个行业的规律与困难(如订单的波动性、军品订单的亏款周期较长、市场门槛高与需求不透明、政治周期影响、订单小批量多品种、高研发费难以资本化及融资困难等);另一方面,本人从事的是以私募股权投资为代表的财务性投融资工作(含一些与二级市场衔接的战略投资),站在投资人的立场,我开展具体工作的立场、方法论、认识体系(如我对估值、退出条件、安全性条款、财务指标等内容的关注)与作为个体的感情、宏观的认知体系(创新驱动发展、情怀、国家总体安全观、生产力发展)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冲突,难以调和。
幸运的是,前几年,我有幸阅读了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韩毓海老师和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路风老师的著作,有些冲突才得以逐渐缓解。这个过程,也是笔者逐渐坚定自己对这份工作热爱的过程。不过,更多理论、经验的探索,我还希望和同事们在实践中进一步发掘。
 
调和这个矛盾的基本观点,来源于韩毓海老师《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五百年来谁著史》、《人间正道》等著作,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老师的部分观点。
韩老师提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政治与民众相结合,国家财政金融与生产和民生相结合”,使旧中国摆脱了积弱的命运。其中的“国家财政金融与生产、民生相结合”,也就是本文阐述的重要内容,也自然而然使作者本人有一种由内而外的岗位荣誉感、责任感。
韩老师阐述马克思的思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就是把各种不同的劳动、要素分开,城市与农村、劳动与资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统统被分离,最终的结果就是劳动者被束缚在物质生产领域,被驱逐出社会再生产领域。再有社会再生产领域支配生产领域,实现资本对社会的全面剥削。
人类的劳动,由生产领域和社会再生产领域组成,社会再生产领域不但为我们提供精神依托和社会价值观,也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领域制定标准与法则(笔者注:如会计准则、美元为形态的信用体系、通信技术标准、奢侈品品牌及其生活方式)。人类的劳动活动,始终受到同时代的社会再生产领域支配。社会的价值尺度和法则支配着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一切生产领域,而发达国家的极少数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占领人类社会再生产领域、垄断社会法则和价值尺度,方才实现了对于人类劳动的掠夺完成了对于世界的统治。
用微观的经营视角,资本主义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个是早期的业主制无限责任制企业向有限责任公司制企业转变,标志着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职业经理人群体的壮大,使得管理工作抽象化复杂化;第二个阶段是资本投资的形态从个人投资向社会募集资金转化,使得企业从个人所有、经理人代理经营的模式,转变为以股民为代表的“社会所有”、企业有限责任向“社会有限责任”转化。
但是,实际上以机构投资人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同样是不负责任的。金融危机中华尔街高管依然能够拿高薪就是最好的说明,并且这类机构投资人对社会的剥夺已经不局限于某个行业、某个公司了,而是大规模的、全行业、多领域的。
社会主义革命并不能靠剥夺企业主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自动取得胜利,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金融、科技、市场准入标准等社会再生产领域皆被服务于资本扩张的专家阶层所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并非政府,而是金融机构、银行和职业经理人。
毛泽东同志与列宁同志、斯大林同志有着显著区别的地方(当然,列宁同志、斯大林同志也有他们的历史功绩)。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并不是红色专家、红色知识分子专政,而是有社会主义有觉悟、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劳动者,取代士大夫阶级和专家集团,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苏联的计划经济失败,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对立与分化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特征,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再生产领域是高度政治化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不仅仅表现为政权的统治,其本质在于社会再分配领域对于生产领域的支配这种“现代等级制”。投资、分配、管理这些领域是资产阶级的专长,这正如劳动是工人阶级的“宿命”,这种“宿命”不过是“现代等级制”的表现。但是,也正是因为投资、分配、管理是高度复杂、抽象的领域,所以,社会主义建设的难题在于:要么继续将这些领域委托给资产阶级,要么致力于培养自己的专家。但是,更深刻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触动这些“现代等级制”以及“工业封建主义”,那么,谁能保证这些“红色专家”不会成为“新的资产阶级”?
……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非由“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笔者注:是否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无产阶级官僚集团?)代替资本家主导投资、生产、分配活动的社会,恰恰相反,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致力于打破资本主义式生产方式的旧分工:即改变知识与劳动相分离的局面。……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技术训练、科学训练成为生产实践的基础。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再生产领域与生产领域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知识是知识者的特权,劳动是劳动者的宿命。这种“现代等级制”造成的结果是:人必然是片面的、异化的人。
资本主义制度就是通过权力垄断信用的制度。资本的积累有三种方式:一是商品生产,二是利用信用机制,通过维持虚拟资本的价值而获得剩余价值,三是通过攫取外部的廉价资源与廉价劳动而获得剩余价值,这就需要强行维持一个不平等的世界结构、区域差别结构,依次贬低外部资源和劳动力价格。第一种生产方式如果排除后两种生产方式的影响,破坏性比较有限,最多只能算“小资本家”。后两种都表现为掠夺性和破坏性。相比于第二种,第三种方式的特点由列宁同志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其特点:
西方民主运动乃至西方的无产阶级队伍也已经“落伍”,因为西方列强使国家成为既为资产阶级谋利、也为“民族”谋利的工具,这使发达国家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的要求被不断推迟。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压迫,已经迫使“外围”的革命者把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制度的使命,放在了单纯争取经济利益至上。
于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就由发达国家内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争夺世界投资市场、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劳动力市场的战争,即转变为世界大战,因此,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必须警惕西方资产阶级绑架该国的无产阶级,通过战争或者其他更加隐蔽的方式攫取他国资源,缓解国内矛盾。
西方国家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做出这样的决策,是因为依托军事力量的强大,能够以比较合算的方式发动战争。西方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军事科技为依托,必须清晰认识到,西方资本家、资产阶级充分用历史的经验和战略的眼光看到了科学技术的伟大。在发展独立自主的科学技术,同时阻拦、减缓其他国家发展现代化高技术工业体系的步伐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社会各界普遍性地低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战略眼光、敏锐性和意志力。
然而,最初作为战争国债筹措者、战争投资人的资产阶级开始出现,大规模投资工业,并试图把科学和技术垄断在自己手里。按照韩老师的观点,劳动者和资本家争夺知识,这是18世纪的重要的政治主题。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的股东是银行家,但是英国政府也提供资金;1699年,法国王室赞助下成立了法国科学院,1974年成立了中央公共工程学院,也就是后来的法国工程师摇篮、大名鼎鼎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资本与知识的结合催生了新的科学家、工程师阶层,凭借与这个阶级的联合,资产阶级战胜工匠阶级,并使工匠阶级沦为现代无产阶级。资本家垄断科学技术,最初就是为了镇压罢工、抵制提高工资的要求才积极推进的。资本家加大对专业技术人才、工程师的资助,促进科学研究人才相互竞争,使其最大发挥作用,并同工人、劳动对立。资产阶级的胜利秘诀在于,成功的分化了社会各个阶级以及社会各个领域。
1550年至1600年左右,高级工匠的方法被有学术素养的学者采纳。16世纪末的手工劳动者所使用的方法能够提升到有学术素养的人接受的程度,对科学形成是决定性的事件。智慧活动方面,上层贡献逻辑训练方法,对知识和理论的兴起;下层贡献探究因果关系的精神、试验方法、测量方法、操作定量原则、对学术权威的漠视以及合作精神。1850年以后,由于世界市场加速形成,要求技术与更大规模的生产相结合,工匠转化为掌握着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
 
总书记在某次会议上强调,军民融合经济转型的棋眼。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方面它能够加速经济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强大的军事实力,能够有效阻止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将内部矛盾转移给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按照这个逻辑,列宁同志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的投资偏好:(1)虚拟经济领域,也就是股票、债券、期货等衍生金融产品,通过信用机制把社会资本集中在自己手里,然后通过信用缩水,将财富据为己有;(2)军事科技、工业领域,以此服务于对外扩张、争夺世界市场的目的;(3)投资快速发展的国家,分享其发展红利,比如某国因为劳动力、资源便宜,且缺乏资本,国际资本集团向其投资获得高额利润。
上述的第一、第二条,导致了我们开展军民融合两用高技术产业投融资工作者面临的一个宏观性、长期性、根本性的难题:一方面我们的财政和金融体制是社会主义的、是非掠夺性的,特别是相对于美国而言,那么,融资能力上我们是远远不如西方的少数资产阶级国家的,原始积累这个基本的资金池也是远远少于西方国家的;另一方面,军事工业的投资在西方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政权的重点投资方向,我们的社会急速发展,福利性开支很大,取得军事科技工业与社会福利性开支之间的平衡性非常艰难,军事投入相对不足的条件下如何抵消西方军事科技投入?这两个问题综合起来,可以转化军民融合战略实施中的金融工作如何开展,如何“以少胜多、以弱对强”,不好做,可以说很不好做。我们的互联网投资界,很多是美元基金,很大的社会融资支撑了并不算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模式本身就是病态的,是一种资本浪费。
2017年年末出台的《资管新规》,使得很多PE公司募集非常困难。巴曙松先生在《资本之王:全球私募之王黑石集团成长史》序言中将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定义为“创造者与掠夺者的双重面孔”,这个形象的表达,精确的阐述了私募股权基金既有资本的野蛮性,但是运作得当,也能够极大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基本功能。
但是,从过去一两年市场的情况来看,中央对PE乱象是重拳出手的,《资管新规》、九鼎等机构要求退市、打击民营金控公司等一系列动作,都在要求金融系统服务实体经济发展。PE服务实体经济,基本的原理就是把“金融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但是,一旦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的能力不足、消极懈怠,将“金融资本”转化为“另一种金融资本”的现象就广泛存在了。
正如笔者在和潜在LP的沟通中遇到的情形一样,我们PE主要的投资人:政府引导基金(中国特色母基金)、现金流良好却没有金融牌照的国有企业,他们绝对不是“注册金融分析师”(CFA持证人)教材上描述的那样,一味地追求“投资收益率”或者“收益风险均衡”,对国家战略、政策的理解、落实力度关注更多。不过,也有少数国有金融机构因为文化、机制等原因,其决策层和经理层出现较多分歧,导致我们的工作难度较大,机构投资决策效率降低。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表现在它始终将生产力发展的规模限制在“资本收益最大化”这个束缚上。
大多数的私人资本与我们的目标存在显著偏差,但是有少数有着“极高政治觉悟”的高净值个人提出了令人“出乎意料”的观点:我们的原始积累是在大陆地区完成的,我只是代替人民保管这些财富,你们的投资策略服务国家战略,有助于生产力发展,我不追求刚性的收益率,只要你们的工作过程是高效、专业的就可以。
可以看出,在习近平这届党中央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国家控制的部门对中央的战略落地总体而言是坚强有力的。但是,让我们感到为难、苦恼和困惑的是,人们对金融事务的大量的观念、标准、惯例已经大大的资本主义化了,比如某些国有金融机构的投资经理认为按照上级要求投资,不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是受了很大的委屈;亦或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经理层消极懈怠,不专注于提高能力,不在经营思路、管理方式上下功夫,反而是依托优势产业地位,对其他愿意贯彻国家战略的外部国有资本投资方蛮横的要求其参与其并不具备显著市场竞争力的项目中,这也就是军工内部集团的“行业化发展”与“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之争(行业化发展是依托行业壁垒获得利益,专业化发展是依托专业能力提高产品竞争力获得利益)。
投资机构的“意识形态”始终是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作为再生产最重要的场所,生产者、运行着持有特定的社会价值观的劳动者,并为经济和政治不同阶段的发展提供目标、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不同的主要矛盾,党的工作重心和重点因之不同,在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次要和多元矛盾,不能忽视矛盾的相互转化。”我们的革命工作,并不是一场工人起义,而是一场漫长、全面的社会革命。经济的长远发展,完全依赖于能否形成良好的社会条件、社会关系、依赖于人们形成何种价值追求与价值取向。
 
现代金融领域就是一套比较健全的信用体系,是典型的社会再生产领域,也是资本主义的核心阵地。我们所投资的军民两用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大力提倡的战略性产业,具有稳固国防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作用,也是非常典型的生产领域。按照这样的逻辑,产融结合,特别是在军民两用高技术领域的产融结合,是推动我国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引领人类加速走进新的历史时期的“关键一招”。
我们的军民融合基金关注国家能力、产业组织能力、科技创新能力、经营管理能力的一系列与“能力发展”有关的财务指标增长,我们用自己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指导我们的“价值投资”,我们的投资策略建立在对党中央关于经济转型、创新驱动发展、培育战略新兴产业、中国制造2025、军民融合体制等一系列政策的深度理解之上,我们的投资工作紧密地与军民两用高技术产业链一线从事经营管理、研发销售的同志团结在一起。
时来天地皆同力。在当前国际安全环境极其复杂、经济转型压力不断增大的总形势下:
我们投资的军民两用高技术项目,力求能够帮助解放军实质性提升作战能力,能够帮助高技术企业进入到高速发展条件下的盈亏平衡点,被投企业的技术能力长期地、高质量地进入到良性迭代状态,打通中国国内制造业生产力与国产装备战斗力的形态变化;
我们致力于将符合时代潮流的价值观、经营管理理念和科技创新能力深深的播种在私募股权投资界、相关产业链和合作伙伴的每个个体心中,我们坚信国家正义与能力的基础是每个人的都有正确的价值观与能力,而这与每个投资项目成败没有直接关系——虽然我们希望为投资人获得良好回报,但并不执著于一城一地的成败;
我们并不拘泥于某一个单一维度的目标,而是依托深刻的政策、行业理解力和有渗透力的产业组织能力,对不同项目采用不同的投资策略,推动国家高端产能布局合理化,帮助地方政府培育产业基础较好、具有地方特色的高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同时,帮助投资人的收益获得合理增长。这是当前我们面对的复杂环境下实事求是的态度。
 
出身富二代的马克思同志(飞利浦公司创始人是马克思的姨夫姨妈)娶了当时的德国白富美,而他17岁的文章《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写道: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地发挥作用的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希望有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积极投身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
在红色力量最为困难的时期,毛主席坚持写文章给广大的党员干部、革命战士、人民群众讲解革命的必要性、革命胜利的必然性。虽然我们的生活好了很多,虽然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比几十年前强了很多,但是社会怠惰、骄傲、自大、放纵的情绪越发的增长;社会各界别、理论界、企业界的认识问题的能力却更加混乱了。
受毛主席方法的启发,写了一篇拙作,希望在各种观念激烈冲撞的资本市场点燃一点点星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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