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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的生财与散财之道 | 达则兼济天下的思考


来源:《家族企业》杂志
(微信公众号ID:jiazuqiyezazhi)

作者:郑宏泰 高皓

正如早前笔者文章中提及的,儒家教导的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烙印在不少中国人的心中,所以无论是范仲淹、范仲温、盛康、盛宣怀,或是何东和何甘棠等,当他们有了一定财富后,必然会想到如何更好地让手中财富回馈社会,造福大众,从而提升个人及家族在社会中的名声与地位。邵逸夫家族自然也是如此。
在如何更有效实践慈善义举的问题上,邵逸夫则明显有另一番的思考和绸缪,而且会因着时代与社会条件的变迁而转变,所以备受关注,也值得我们深入分析与研究。

竖铜像的目标

资料显示,邵镛在上海闯出名堂后,也像不少由贫致富且做出成绩的同乡那样,开始了回馈社会、报答桑梓的慈善捐献行动,并以助弱扶老、修桥筑路及修筑宗祠为主,而这些公益义举,则曾纪录在家乡的文献或相关捐献义举的碑石上,他本人墓志铭上的记述则是:“在里时,治桥梁,浚畎会,以逮布施钱米,济困恤贫诸义举,罔不慷慨勇为。在沪则于慈善事业尤乐输助,数十年不懈也。(《邵氏宗系汇集》)”
事实上,如果我们综合当时上海《申报》的一些相关报导,确实也可以找到邵镛在慈善公益方面的一些举措:他曾斥资资助上海四明公所,支持该公所的慈善公益;他曾捐款在家乡镇海修筑渡桥与海堤,改善交通或防止水灾;他曾牵头并捐资修建朱家桥的道路,并修缮家乡的祖庙(《申报》,1908年10月6日、1918年11月7日、1916年9月17日)。以上的各项公益活动,与上海近代文献馆(2009)有关邵镛的生平记录一致。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中“达则兼济天下”的慈善公益思想,确实深深地植根于无数人的心坎中,并因世代环境与物质条件的不同,有了截然不同的施善目标与方式。
邵逸夫飞黄腾达之后,他显然也会想到如何留芳后世与回馈社会的问题,而这种思想更会随着其年龄增加而发生变化。

一个有趣的故事是,1966年,因应个人进入六十甲子的日子,邵逸夫据说找人为自己铸造了一座铜像,计划安放在邵氏影城的大门前,其举止明显让人觉得他是要为自己竖碑立石,自我表彰,让那些涉足邵氏影城的人知悉自己事业做得有多伟大。到了快要竖立铜像之时,邵逸夫据说找了宣传部主任陈铜民(香港著名导演陈可辛的父亲)征询意见,却遭对方大泼冷水。陈氏提出三点原因:其一是一般情况下,只有人死后才有资格竖立铜像;其二是活着的人竖铜像,太过招摇,会招人笑柄;其三是即使竖立铜像,也不能竖立在自己的家门口,应该竖立在公众场所(詹幼鹏、蓝潮,1997)。
对于陈铜民的意见,邵逸夫觉得有道理,因而放弃了为自己竖立铜像的想法,将铜像存放在道具仓库中,事情也不了了之。根据何文翔(1995:40)的说法,后来这也变成业内共知的趣事了。但这一点也明显透露出邵逸夫的想法和相应的思考:从那个时候开始,邵逸夫就有了如何让自己名存后世、受人敬仰的意图或追求。更为重要的是,他应该从这次事件中领悟了如何推动慈善公益的一些原则或哲学:一、即使要让自己名存后世,也不能过于招摇;二、就算要竖碑立石,也应竖立在公众场所,而非自己家门口。
在接着的岁月中,邵逸夫开始了“零售式”的多番捐赠行动,主要是教育、医疗和推动表演艺术方面,其中较受关注的捐赠包括:1973年向苏浙公学捐款50万元,让其创立图书馆和采购图书,而图书馆则以邵逸夫命名;1974年,再向苏浙公学捐资100万元,用于兴建新校舍,而新校舍亦以邵逸夫命名;因应邵逸夫的慷慨捐助,他被授予OBE官佐勋章;1975年,邵逸夫捐款理工学院(即现在香港理工大学),兴建教学大楼及综合活动中心,该建筑以邵逸夫命名。
1977年,邵逸夫捐款600万元支持香港艺术中心兴建大楼,该大楼同样也以邵逸夫命名;同年,他被授予爵士头衔,让他成为香港娱乐界首位获赠爵士头衔的人(詹幼鹏、蓝潮,1997)。

与何东相似的是,通过慷慨捐赠,邵逸夫不但赢得了社会的认同、称许与歌颂,同时获得了勋衔爵位等回报,至于更为重要的,则是他从捐献中落实了将个人“铜像”竖立在公众场所的目的──当然,这里所说的“铜像”,并非按他外貌雕刻塑造的实体铜像,而是不具形象但却更为具体:直接的建筑物或大楼的命名权,令其名字雕刻在社会公众聚集的大楼或建筑物之中,融入到民众──尤其青年学生们的生活之中。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青年,因为在后来的日子中,邵逸夫的大多数捐献,基本上都用于支持教育,尤其是以兴建教学大楼或相关设施为主,主要受众多为青年,当然也有少部分捐款是用于兴建医疗设施或救济方面。至于这种慈善捐献手法,在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一段时间摸索,并收到良好效果后,明显强化了他的捐献信念与思考,所以在随后的20世纪80年代,当他在评估过身家财富不但自己一辈子花不完,就算是子及孙辈两三代人,也不可能花得完后(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3 September 1984;黄霑,1982),其捐献更加慷慨,出手更加阔绰。这就是说,他认为留给后代足够的财富后,他选择由自己来支配这些财富,尽量捐赠,利用那些财富为自己塑造更多 “铜像”:竖立在从香港到新加坡,从中华大地到全世界不同地方的公众场所,让自己的名字与传奇故事,广为世人所知晓、念记。

信托基金设立生逢其时

从资料上看,1957年邵逸夫转到香港发展的同时,他在1958年与兄长邵山客共同拨出部分家族财产,在新加坡创立了“邵氏基金”,主要用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教育和医疗慈善公益事务。而当他在香港的发展取得更大的突破,个人身家财富大幅飙升之后,应该已经考虑到在香港进行慈善公益事业的问题,因而在1973年──即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上市两年后,他同样拨出一个不小比例的家族财产── 其中部分是公司股份,创立了“邵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之后又成立了“邵逸夫慈善信托基金”,以此作为推动慈善公益事业的两驾马车。正因为基金的部分投资为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股票,所以日后财富增长极为可观,获得了令人艳羡的回报。而这两个信托基金是在香港金融市场开放之后成立,在概括介绍邵逸夫独树一帜的慈善公益捐献事业之前,我们必须扼要地谈谈香港投资环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因为这种变化事实上是支持邵逸夫持续不断进行捐献的力量源泉。具体而言,尽管邵逸夫身家丰厚,富甲一方,但如果那些投入的资金不能持续增加──即俗语中的“钱生钱”,则捐献必不能持久。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虽然香港的股票市场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小有发展,但仍然相对封闭,很多企业并不能顺利上市融资,更非普通民众可以轻易投资的渠道,这显示当时的香港资本市场尚未能发挥出巨大的聚财与生财效应,这样的投资环境自然不利于信托基金的投入和扎根。但是,自股票市场在20世纪70年代开放以后,让不少中型企业也能上市,而普通百姓则能将积累的资金投入股市,资本市场迅速发展起来,连带银行、保险及专业服务机构等,也一荣俱荣地催生出强大的成长活力,其资金投入的回报率十分可观,这也促使香港最终发展成国际性或地区性金融中心或资本管理中心(郑宏泰、黄绍伦,2006)。
这就是说,当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资本积聚和增长之际,邵逸夫不但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上市,也用手上部分资金成立慈善信托,购入蓝筹股或物业地产股,作为长线投资,以实现“以钱生钱”的目的,带来更好的回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从股票市场在20世纪70年代开放以后,尽管曾出现过股灾及市场波动与低迷的情形,但因零散资金汇聚成了大资金流,令大中规模企业可以获得更雄厚资金的支持,因而可以进行更多大型投资与长远的投资,带来规模经济、产生更多协同效应,进而刺激社会生产、推动科研与创新,进一步带动经济与社会发展。邵逸夫在那个时间段创立的信托基金,自然也在这个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过程中同步成长、水涨船高。
一个更加不容忽视的重大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的邵氏兄弟在电影业的表现虽然已不如20世纪60、70年代那样一枝独秀、猪笼入水(财源广进),但在这一时期电视业蓬勃发展起来。(邵逸夫与汪明荃、郑裕玲参加TVB活动。)

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迅速崛起成为香港电视业的龙头,被形容为“大众文化的霸主”(陈启祥,1995)。而当最初领导这家重要企业的利孝和不幸于1980年去世,利孝和太太陆雁群又无意代夫上阵、涉足商场,邵逸夫于是“顶上”接替成为主席,掌控了这家主导香港大众传媒的机构。日后他不断吸纳股份,更令他成为该公司的最大股东,不但紧握大权,也分享了最大盈利。邵逸夫更是变成了TVB的代名词,令他名利双收,既有了更大的力量去推动公益慈善,而其名誉声望又助推TVB及电影制作,可谓相辅相成。
由此可见,邵逸夫之所以能够在以后的日子中,可以有财力不断捐赠,为社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令自己和家族可以留下美名,积累德荫,虽然与邵逸夫名下财富滚存积聚愈丰相关,财富的增加使慈善基金实力不断增加,而基金本身可以在资本市场实现“钱生钱”,带来更多可观的回报,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可见有助信托基金发展的环境,除了保障私有财产、公正透明的制度以及具有发展动力的经济与商业环境,更需要有利于资本增长回报的沃土。

独特的慈善捐献新路

由于名下财富及慈善基金中资金的不断增长,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邵逸夫的捐献显得更加慷慨和激进,以下是其中一些重要的例子:(一)捐款香港大学,兴建了邵逸夫楼和邵仁枚楼,作为教学大楼;(二)捐款香港中文大学,用于兴建该大学第四所书院,即逸夫书院;(三)捐献给香港城市理工 (后更名为香港城市大学),该校兴建的图书馆及综合教学大楼,以邵逸夫命名;(四)捐款香港浸会学院(即现在的香港浸会大学),兴建逸夫校园。当然,更为吸引中外社会眼球的,则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邵逸夫因应中国内地教育及医疗设施不足问题,持续不断地进行大量捐献,兴建无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学大楼、医学大楼、健康中心、图书馆、文娱中心、中小学校等等。其慈善义举,达到前所未见的地步。“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先生持之以恒地为内地教育事业捐赠约47.5亿元港币,在各级各类学校共建设项目6013个,遍布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郝平,2014)。
结果,在中华大地,无论高等院校或是中小学校,“邵逸夫” 的名字几乎到处可见(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及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而中国科学院更是在1990年将其在宇宙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 “邵逸夫星”,以表扬其对中国科学探索的慷慨捐赠(窦应泰,2008),此举显然已把邵逸夫的“铜像”竖立到了太空。表2是有关邵逸夫自20世纪80年代至2013年间捐献支持内地办学救济的金额统计数字和分布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全国的绝大多数地方──尤其是城市地区,都有邵逸夫的“足迹”或“影子”,这也进一步印证早年邵逸夫接受的观念──“即使要竖立铜像,也要竖立在公众场所,而非自己的家门口”的意识或目标。更为重要的是,邵逸夫不仅仅在中国香港、中国内地和南洋进行了大量捐献,他也向世界著名的大学──如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美国的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等进行了捐献,因此可以说那些以他名字命名的建筑物已经竖立在全球大部分角落(窦应泰,2008)。

(作者郑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与政治研究中心联席主任。高皓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战略合作与发展办公室主任。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2018年11月刊】 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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