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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主导社会之次优选择

作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成果,天下为公是至今为止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的人类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所有阶层的社会成员都可以接受的共识。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目前我们不可能将私排除出公的领域,未来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也未必有这种可能。化公为私,也就是利用公权力实现个人的利益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这是权力的先天不足,但我们不可能找到一种完全不用权力就可以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其他工具,从逻辑上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因此,转而求其次,限制权力的行使,将其纳入可监督、可控制的范畴一直是历代社会治理的最重大难题。
在对待权力的态度上任何的极端思想都会将社会引入极其荒谬的地步。仇视权力,逃避社会,或退一步“躲进小楼成一统”,起造一堵隔绝个人与外界的思想高墙,都是完全不可取和基本不可行的。
自由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排斥权力的极端自由主义都是忽悠潜在敌人或竞争对手的政治伎俩,二战结束以来,遵照新自由主义开就的药方吃药的民族和国家不管病症如何,都元气大伤甚至土崩瓦解了。可见这是一味有效的“泻药”,没有希望的、腐败黑暗的社会急需这剂良方改弦更张,没有达到如此程度或还有自我更新能力的社会还是不要尝试的好。
然而,如果认为喊几句一大二公的口号,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就不是幼稚浅薄那么简单了。剥夺与分配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权力足够,我们可以马上实现天下归公的目标,但以后呢?还是要分配出去,否则只能毁掉了。毁掉当然不可取,也不可能是任何执政者的初衷,更有效率地发挥社会资源的作用是此时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我们发现,天下归公或天翻地覆,仅仅是一次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而已,搞得好就是太平盛世,搞得不好就是遍地烽烟,民不聊生。自古至今,不论中外,一切有“作为”的阴谋家无不靠着将别人的资源和财富许诺给他人的方法招揽或拉拢支持者,不同的,仅仅是其挂羊头,卖狗肉的“幌子”而已。
古人在生产力非常不发达的时代,在缺乏有效监督体制、机制的情况下,只能在天下为公的共同理想之下,将社会治理的权力赋予给可以信赖的人,出于经济社会运行的延续性和激励的考量,允许其拥有选择继承者的一定话语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被不断固化的同时,高成本的推举制和禅让制被次优的继承制,也就是家天下所取代。
在传统中国社会,家天下的治理绩效可圈可点,反而是家天下执行不力的年代,经济社会问题更多。一个司马氏天下还可以承受,八个野心勃勃的司马氏就天下大乱了,如果再多些,经济社会就毫无悬念地彻底崩溃了。古代的百姓,只骂贪官,不骂皇帝,不是他们太愚昧,而是他们太实际。对他们盲目苛责的,不是蠢,就是坏,要不然就是又蠢又坏。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未来社会追求的目标,也是天下为公的物质基础。如果我们可以真正达到人民群众尽“舜尧”境界,彼时的经济社会自然而然地就会进入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状态。在此之前,采取剥夺或威胁剥夺个人资源和财富的方式不可能接近这个目标,反而会让我们与这个目标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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