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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专题 | 新经济理论范式与中国创新发展的经验支持

课题组作者:徐苏涛、谢盼盼、岳渤、张欢、王成。
引言中国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上,不仅存在价格“双轨制”,同样存在经济(或产业)体系及其发展模式的“双轨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工业经济,与开放型创新经济并存,共同支撑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体而言,这种开放型创新经济主要体现为“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商业周刊》(1996)一组文章之中,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往往具有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高增长的特点。如今“新经济”往往被简单、粗暴地理解为互联网经济,甚至把“新经济”与“工业经济”对立起来,再稍微高级的理解便是把“新经济”理解为创新经济或高新技术产业等。伴随新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传统经济学并没有对新经济具有更好的解释力,以至于长时间以来传统经济理论遭遇挑战。时至今日,我们对于新经济的认识需要有新的共识。与此同时,过去我们都在讲“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历史性交汇”,但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与全球新经济变革历史性交汇更有值得深究的地方。这其中,我们认为新经济范式同样对中国创新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与深刻的历史联系,希望如下内容能够给予验证与支持。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
西方现代经济理论基本上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生,并随着各地区经济发展实践与世界经济体系形成而走向成熟。整体来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研究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与后果,所有的行为均可抽象为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其交点为均衡价格,参与主体的活动都可用生产函数来进行阐述,但由于均衡实现得益于极为苛刻的外部条件,经济波动与市场扭曲是天然存在的。
就微观经济学来看,核心是要解决利益最大化与均衡两个问题,个人与企业是经济活动参与的主体,作为供需方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实现角色互换,基于效用理论、成本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等,以市场价格为信号,通过生产函数实现利益最大化与均衡,当然由于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原因,市场机制有时会存在失灵,这就需要政策手段对市场加以修正。就宏观经济学来看,核心是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目标,由于经济活动主体变为区域/国家,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供需变化引起价格与经济的波动,进而分为研究短期的经济波动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由于对价格、货币、经济政策、市场和预期的性质存在分歧,对政府干预/经济政策在长期是否有效始终是宏观经济学争论的焦点。
简而言之,经济学从最基本的供需开始,两者的均衡程度决定价格水平,价格在资源配置中起关键作用,以此为动力,各经济参与主体通过资源、人力、资本、技术、制度等要素的不同组合,并根据预期对经济行为不断做出最优选择,以此实现均衡/稳态。

究竟什么是新经济
“新经济”不单纯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与新的经济范式,还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段位与思维。究其本质,需要有“三位一体”的理解与把握。
(一)从正向到逆向:一种消费决定生产的(人本)经济
如果说,在工业经济条件下是生产决定消费、供给决定需求,那么新经济则是一种消费决定生产、需求决定供给的经济。这种“从正向到逆向”的原因,在于当社会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工业化大生产对人的异化程度逐步降低,全要素生产率与消费水平均快速提升,催动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向生活方式决定生产方式方向转变,经济增长的动能来源更加强调反向资源配置的逆向创新。这个“反向”是市场交易的、商业应用的、场景服务、终端产品的反向;这个“逆向”是从产业化、转移转化、商业化、共性技术到基础研究的“逆向”;这个“创新”,是创意或原创思想引领的、快速迭代的创新。更进一步说,从人类经济发展史的视角来审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上升曲线,正是由于生产批量化的“决定作用”让位于需求多样化的“引领地位”,大规模资源投入让位于生产技术构成的快速迭代,新经济才体现出经济发展的更高段位。当前,大家对“场景革命”的认知与推崇恰恰是最佳的印证,因为从“场景”出发就是从市场需求出发考虑消费体验。与此同时,互联网经济并非新经济的全部或核心,互联网经济更多的是通过虚拟空间的运用打破了生产与消费在时空上的局限,使得很多企业从原来局限于区域“小市场”的滚动发展升级到面向全国、全球“大市场”的爆发成长。总之,只有围绕着人的体验、人的价值出发,不仅将人的需求作为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再造的着眼点,还将人的价值转化为创新价值、商业价值或社会价值,才是真正的新经济。
(二)从单边到双边:一种生产消费通吃的(服务)经济
如果说,工业经济的工业代表了生产、行业、供给,商业代表了消费、市场、需求,那么新经济是一种将工业的生产与商业的服务融为一体的经济形态。这个“从单边到双边”,几乎可以理解为从单边的工业思维到双边的产业思维。那么,这个“产业思维”便是将供给侧与需求侧、行业与市场、生产与消费、工场与场景的结合。某种意义上,新经济之所以能超越工业经济,不在于新经济在产业业态上、经营形态上、技术构成上、产品内涵上比工业经济高了很多,而在于把服务业置于制造化、产品化的基础上,对传统商业范畴的产业价值链进行了链条整合与价值再造。譬如,目前的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以及产品即服务、制造即服务等等,都是最佳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所谓工业经济与新经济孰优孰劣其实无需争辩,因为两者的内涵、外延并不具备可比性。与此同时,最好的商业模式、最极致的消费品,一定是把买卖嵌入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中,而不是需要经过多级的销售渠道。所以,新经济的经营业态之所以更加丰富、商业模式更加新颖、成长速度更快、想象空间更大,关键在于通过供需两端的产业整合、价值再造让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更加便捷、快速的无缝衔接。
(三)从边界到跨界:一种打破产业界限的(生态)经济
如果是从正向的、单边的角度发展经济、发展产业,往往其资源投入、产能水平、能耗指标、税收效益是通通可以测算的,这种“可测度性”自然也就影响了产业发展的边界与经济增长的极限。在此逻辑思维下,大家往往讲围绕最终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产业体系,要大力发展哪些产业,以及哪些细分产业领域、产业业态,最后是微观的商业模式。但如果从反向的、多边的角度,才有更多具有想象力、爆发性的跨界融合空间,这就是从有边界到有跨界。新经济条件下,强调各次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结构论让位于强调各种业态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强调分解融合的产业领域让位于强调跨界融合的产业形态,在往下是产业业态、产业业态之下是商业模式。这其中,并非只有高技术产业才有新经济属性,很多现代服务业都能通过加强科技属性、平台属性、跨界属性等成为重要的新经济代表性产业。与此同时,只有通过产品跨界、技术跨界、市场跨界、资本跨界(产业整合)、产业跨界等,才能形成“自组织自成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创新无所不在”的生态经济。
总而言之,新经济的本质是一种消费反向决定生产的、生产消费两边通吃的、打破产业界限的经济形态及其发展范式,具有鲜明的人本经济、服务经济、生态经济色彩;它源自工业经济和现代服务业,是对工业经济、现代服务业的创新和超越,而不是其替代和对立。只有从新经济的本体上“追本溯源”,才能为新经济的本质“正本清源”,进而在新经济的带动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度增长。

新经济的四重属性
从微观、中观、宏观以及开放模型条件下,新经济的起点是创业经济,主线是生态经济,本质是活力经济,特点是开放经济。只有在四重视角下把握新经济的四重属性,才能更好地理解新经济。
(一)从微观角度而言,新经济的起点是创业经济
就微观经营机制而言,新经济的起点是创业经济。核心是通过企业家的利润驱动、创业者的价值驱动产生全新的生产方式,通过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新市场、新组织等价值再造,以增量的培育、发展、壮大实现对存量的市场替代、市场出清,降低社会成本,不断诱发新经济增量。这其中,人的价值与创造性取代了物的价格、资金的成本成为资源配置的核心,打破了以往人才、技术、资源“跟着资本走”,转而是资本、技术、资源“跟着人走”。在此背景下,所谓的“供给曲线、需求曲线” 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新市场、新组织的涌现,不但难以形成均衡或者价格均衡,还始终在打破特定条件下的平衡态。尽管在新经济条件下,容易出现大量创业试错与企业出清,但正是通过市场的优势劣汰机制实现了新旧动能的转换。而很多经济学家很多时候预测出错误的增长,要么是高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投资驱动,要么是低估了新兴企业的爆发式成长。在创业经济视角下,新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的发展方式上。在以往企业被视为在一定交易费用区间内替代市场价格机制的价值组织,但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性质可以理解为“和而不同的人在事业上组合的契约”。在以往,企业的发展往往是从贸易销售代理介入生产制造、在进入研发创新、进而形成“产供销人财物”一体化的滚动式发展;但在新经济条件下,则是有一个好的团队、好的商业模式、领先的技术以及必要的创业投资,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发展成为改变世界的大公司。
(二)从中观角度来讲,新经济的主线是生态经济
从中观产业组织来讲,新经济的主线是生态经济。核心是形成各类创新主体共生共荣、闭环循环、内生自生、自组织自成长以及开放创新、跨界融合的“永动机”。所谓“生态”就是有源头、有平台、有流量、有能量,核心是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自组织自成长。这个“源头”就是人才、资本、技术、思想的源头;“平台”基本上都是公共服务业;“流量”就是创业-企业-产业;“能量”就是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这个“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从管道到赛道;“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就是从选手到赛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就是从暗箱到赛场。这个“永动机”便是生态的赋能,也就是储能、孕能、使能、释能的四步法,恰恰与有源头、有平台、有流量、有能量相呼应。所谓“储能”,就是依托源头聚合高端要素,形成人才、资本、技术、思想的“池子”;“孕能”就是依托平台布局造势,夯实科技服务业的“台子”;“使能”就是抓取创业、企业、产业的流量,从“茎”到“叶”再到“干”;所谓“释能”,就是释放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以新模式驾驭新模式、以新模式架构新技术、以新技术衍生新业态。在生态经济视角下,新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产业的发展方式以及产业的运动规律上。在以往产业的发展强调以“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代表的外延增长以及以“招商引资、落地大项目”为代表的外生增长,在新经济条件下转而强调不同产业主体所形成的产业生态与不同创新主体所形成的创新生态之间的闭环,尤其是创新驱动的内涵发展与创新创业的内生增长。在以往产业运动规律是围绕产业价值链进行分解、融合、甚至出现新业态,在新经济条件下是产业运动规律从价值链到了分解、融合和跨界,正是在各个产业之间的跨界融合才持续地涌现各类新业态。
(三)从宏观层面来看,新经济的本质是活力经济
从历史社会的演进来看。“无农不稳”的农业社会与农业文明是压制个体的,“无商不活”的商业社会与商业文明是突出个体的,“无工不富”工业社会与工业文明是弱化个体的,而将工商融为一体、快速迭代的新经济社会与创新文明是激发个体的。而一切以通过激发个体的力量进而促进整体能量释放的经济体,都可以被视为活力经济。在活力经济条件下,不仅有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与制度安排的宏观政治经济法律关系,通过产权制度以及由以产生的分工与交易,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打破了计划经济、管制经济的僵化发展格局;还有“民富先于国富”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与组织模式,更加强调对人的价值驱动而非国家资本主义,强加强调市场机制而非政府作用,更加强调民间的力量而非国家的力量;亦有鼓励个性、个体、能力、实用、务实等诸多促进微观发展的运行机制,正是自上而下对个体、对民间、对私有产权以及价值追求的鼓励支持,才带来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与繁荣。在活力经济视角下,新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如何看待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看待政府作用的市场边界。在以往,因政治因素由以产生的意识形态对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和作用,但在新经济条件下这种影响与作用在边际递减,转而是由于人文地理、地理人文等传统文化对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和作用,走出外生的意识形态与跳出内生的意识形态成为重要的抉择。在以往,要么是自由主义、要么是凯恩斯主义,基本上都是在强调政府作用的两个极端;但在新经济条件下,强调政府解决市场失灵与培育市场的双重功能,力求找到公平与效率、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平衡点。
(四)从开放条件来看,新经济的特点是开放经济
在新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企业、产业、区域的发展,伴随着市场的国际化、资本的扩张性、商业模式的延展性、资源配置的全球化的驱动,往往都是从区域小市场到全国/球大市场、从产业集聚到产业集群、从区域一体化到跨区域一体化。尤其是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与产业的业态创新,从基于物理空间的层级向基于虚拟空间段位升级再造,在较大程度上打破了以往的时空局限,使得很多企业、产业能够随时随地、万物互联、移动互联、人人互联地买卖交易、敏捷供应与分布服务。在此背景下,任何一个新经济体的发展都必须置身创新全球化的视野之下,不仅通过与产业创新高地“高端链接”人才、资本、技术、经验在本地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还要通过与产业洼地与新兴市场“高端辐射”加强商品输出、产能输出、资本输出、技术输出、模式输出、文化输出等,让新经济的发展更加扁平。在开放经济视角下,新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全球产业分工与全球治理等方面。在以往,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实施全球生产力布局与市场分割,新兴国家通过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与服务外包等形成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甚至出现了美国铸币投资、中国生产、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原材料、欧美消费的失衡结构;在新经济条件下,出现了去工业城市中心化与立新经济尖峰城市的发展格局,新兴的创新高地只要不断从低端生产制造向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就能成为新兴的产业高地。在以往,大国之间的关系决定全球治理的结构,但伴随平台企业的涌现,很多企业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总而言之,新经济是生产力、供应关系、产业业态、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前提是有效率有效益基础上的生产为更多有效需求、更大购买力的需求的关系变化,背后的逻辑是到底以物质为准绳还是以人为基石。

新经济的基本范式
新经济的基本范式不仅包括“反向配置资源以及跟着人走”的资源的配置方式,还包括“创业-孵化-集群”三定律的产业生成方式,不仅包括“从产业价值链到产业价值网”的价值运动方式,还包括“从链式创新到垂直逆向创新”的创新组织方式,核心是以人的价值创造以及人的需求满足为核心。
(一)资源配置方式:反向配置资源以及跟着人走
更一步而言,很多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有两类,一类是从生产到消费意义上的正向的,一种是从消费到生产意义上的反向的。前者往往科研创新源头、资源源头开始,要么是通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要么是通过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培育出一批原材料、半成品、中间件、部件配件等等。后者往往从终端产品、场景服务、行业应用、市场交易、商业运营等反向资源配置或者模式创新,往往是先做小买卖、小生意到做大买卖、做大生意再到做大平台、玩大资本、玩新技术。在以往“以产定销”的工业经济条件下,是典型的正向资源配置方式;但在“以销定产”的新经济条件下,更多的围绕市场、产业等反向配置资源。
与此同时,各类创新资源及产业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在工业经济形态之下,产业技术生命周期是长的、产业业态是相对刚性的、发展脉搏是滚动式的,发展机制是所有的资源跟着资本走;在新经济形态之下,产业技术生命周期是短的、产业业态是跨界融合的、发展脉搏是爆发成长的,发展机制是所有的资源跟着人走。这种“跟着人走”,就是根据人的创业创新及发展走,哪些创业创新人才在哪里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他的创新资源及产业要素就流向哪里。
(二)产业生成方式:“创业-孵化-集群”三定律
从工业经济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到新经济的创新驱动,其产业生产方式以“创业-孵化-集群”为基本范式:创业是其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孵化是其成长的生物学机制,集群则是其最终呈现出的生态学形态。
创业是动力学。在新经济条件下,创业是实现个人价值最大的通途。开始往往是“求生存”型的创业,也就是通过创业来满足生存;后来是“求发展”型的创业,也就是通过创业来实现个人价值、企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再后来就是“求变革”型的创业,也就是乔布斯所说的“改变世界”。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业态创新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开辟人类新的生存发展疆域。创业代际的不断提升,就是新经济源头的不断壮大,与活力经济的不断攀升。
孵化是生物学。大量创业企业如同一个个“种子”,而各类孵化载体通过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对种子进行精心培育,体现为孵化的过程或“育苗”的功能,体现了高技术企业的生物特性。在此过程中,借助政府出台的政策以及各类孵化空间载体,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使新兴产业在尚未具备一定自我发展能力的发展阶段中可暂时避免竞争淘汰。主要是降低创业企业的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提高企业的成活率和成功率。
集群是生态学。在参与主体实现有序化发展的“自组织”作用以及政府引导、协调、服务和加快产业集群形成的“组织”作用下,经由长期发展而最终形成的产业集群则构成了品种繁多、相互依赖的生态群落,形成一种具有生物群落特征的产业种群或企业发展生态系统,也就是产业集群,体现了新经济发展的生态特性。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形成基于产业价值链的紧密分工合作关系,而一个产业集群内部又包含着丰富多样的产业组织形态,使产业集群成为一种高效的产业组织形式和完整的产业生态体系。
(三)价值运动方式:从产业价值链到产业价值网
从工业经济到新经济,伴随产业模块化条件下的分解融合,到了产业生态化条件下的跨界融合,认识产业价值运动方式的分析视角,从以往的产业价值链到产业价值网。在产业模块化条件下,本质是产业价值链的分解分解再分解、融合融合再融合;但在产业生态化条件下,是产业价值网的融合融合再融合、跨界跨界再跨界。这其中,产业价值运动从串联的分解、并联的融合到了各次产业之间的跨界,并不是以往的产业价值链没法继续分解、融合,但更多的爆发成长、裂变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却是通过“穿透”价值链,进入了“产业价值网”。
更进一步而言,这种“产业生态化”,就是产业发展从块状经济、产业集群走向产业生态,就是产业创新从创新体系、创新网络走向创新生态,不仅将以往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数据链、供应链从串联创新到并联创新,还将以往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转化为数据流、价值流,最终实现要素设施共享、企业互联融通、开放协同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以及产业快速生成,并产生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这种“产业价值网”,就是从注重产业价值链中下游的关系,到注重产业价值网左中右、前中后的关系;就是从注重产业价值链上的串联式的生产消费供应链,到注重产业价值网左上的并联式的开放创新生态圈;就是从注重产业价值链上你死我活的竞争,到注重产业价值网左上共生共荣的竞合;就是从注重产业价值链上产业分解、产业融合的线性增长,到注重产业价值网上产业融合、产业跨界的爆发成长。
(四)创新组织方式:从链式创新到垂直逆向创新
在以往工业科技条件下,从高校院所到企业的“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商业研究-转移转化-产业化”正向链式创新模式,由于成果难以贴近需求、成果转化周期长等问题难以为继。进入消费决定生产的新经济时代,不仅出现了从“市场需求-高新产业-转移转化-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基础设施”反向资源配置的逆向创新,还出现了以创业为引领的将“市场需求+高新产业+转移转化+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基础设施”有机结合的垂直创新。
更进一步而言,在新经济的未来与未来的新经济之中,无论是一个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还是一个行业的业态创新,抑或一个产业的产业组织创新,最终从市场交易、商业推广、场景应用、终端产品等反向优化技术创新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新经济的创新是垂直型的逆向创新,是企业家而非科学家所搞出来的创新;有科教智力资源的地方不要沾沾自喜,只有强调商业意义上“软创新”才能打破“硬科技”的技术锁定;科教智力资源不足的地方不要气馁,只要培育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就会流入无数个科学家、工程师。

新经济的发展路径
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新经济发展路径,不仅体现在作为“点”的企业、作为“线”或“条”的产业、作为“面”或“块”的区域上,还体现在从无到有的创业上,以及置身开放条件下。这五点便是创业试错创新、企业互联融通、产业跨界融合、区域生态赋能、开放协同创新。
(一)创业试错创新
20世纪60年代,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提出其证伪主义的精髓——试错法,又称“假说—证伪法”。即科学家针对特定的问题,提出科学假说,通过演绎的方式从科学假说中得出科学预测,经过科学实验和观察的检验,科学预测或被证伪、或被证实。在波普尔看来,科学不是证明什么是真理,找出错误才是科学的根本,其本质则是试错。
同科学家的试错一样,面对新经济愈来愈大动态性和复杂性,创业者、风险企业家在商业实践中也有意识、无意识地践行了试错法。从最早的“讲故事”及商业计划,到后来的技术路线及产品概念,再到商业模式及管理架构等等,每一步创业行动,无不接受投资者、消费者的市场检验,以及自我的、员工的矫正。在检验过程中,如果方向正确就要在现有方向上不断调整和进一步完善;如果方向选择错误,轻则转换路线方针、重则立即关闭企业。
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业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这种试错本质上是企业家开拓新的疆土的一种检验,即是由许多企业针对同一未解问题同时做着不同解决方法的尝试。其中,由于大量企业同时试错,必然会产生大量失败案例,而只有少量创业企业能够存活并发展起来。然而,当创业行为嵌入一种具有“传帮带”创业文化、生生不息创业精神的网络环境中,创业资源不再贫困、创业行为不再孤单、创业成本亦不再高昂。与此同时,创业是最大的创新,只有在创业之中才能将科学技术以上的科研转化为技术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
(二)企业互联融通
总而言之,“互”就是搭平台,“联”就是抓流量,“融”就是促融合,“通”就是“疏通道”;而“互、联、融、通”合在一起,便是新经济的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联动发展组织模式。
所谓“互”,就是“交互”,就是服务的集成,核心是抓平台经济。这些服务包括政府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介机构的公共服务,尤其是产业促进机构的产业促进服务和平台型服务的平台服务。到底怎么“交互”?就是产业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平台型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等等。其中,产业互联网是躯干,大数据平台是神经,平台型企业是枢纽,公共服务平台是支撑。更进一步而言,“互”的核心抓手是“搭平台”,将基于线下物理空间的、线上虚拟空间的各种服务进行发酵和化学反应,起到产业组织者的作用。
所谓“联”,就是“联”动,就是重构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的关系,核心是通过新型企业梯队建设,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目前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更加强调创业高端化、企业高新化、瞪羚公众化、大企业平台化的发展趋势。“创业高端化”就是高水平创业,只有源头和基因好,早能走得更远;“企业高新化”就是抓高新技术企业,最有效的是抓高新技术企业的质与量;“瞪羚公众化”就是要高成长加速上市,借助资本市场做强做大;“大企业平台化”就是大企业平台化转型,从封闭的系统转化为开放的平台与产业生态。应该说,大企业掌握终端产品,有条件从反向进行技术集成(中小企业原始)创新,通过股权纽带打通企业产权关系,最终实现敏捷供应链的流转。在这个过程中,大企业通过四个方面“联动”中小企业:一是终端嵌入,大企业掌握终端产品,小企业积极跟进;二是技术集成,通过科技计划、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大企业做基础创新,小企业做原始创新;三是资本纽带,大企业通过战略投资、兼并重组、股权投资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四是敏捷供应,建立敏捷供应关系。
所谓“融”,是融合,核心是通过产业发展的跨界融合,实现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产业的跨界融合主要体现为两化融合,但产业发展的跨界融合体现为两化融合、科产融合、产融融合、产城融合、军民融合等等,核心是穿透产业价值链,实现产业价值链的重组与再造。其中,两化融合的核心是业态创新,主题是大力发展智能经济,实现新业态的培育,实现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科产融合强调的是产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改造、硬科技与软创业的融合;产城融合强调新产业、新空间、新服务的融合,核心是实现中小企业活力经济与城市良好环境的有效结合;军民融合,也是重要的方面。
所谓“通”,就是“通道”,核心是通过抓取流量、倒逼机制,打通任督六脉,优化资源配置。核心是“加、减、乘、除”。“加”是从产业链招商到新经济招商,过去强调“强链、补链、建链”,现在新经济招商要抓新业态招商、平台招商、科技服务招商;“减”是通过“提关并转”、建立评价考核机制等建立反向的倒逼机制;“乘”是从集聚到聚合,就是从过去资源、人才跟着资本走,到资本、技术、资源跟着人走;“除”是更多的企业走向多层次资本市场,加速资本化、资产化与证券化等等。
(三)产业跨界融合
伴随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无论是微观生产方式及商业模式、中观产业形态及产业组织方式,以及整个产业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往的产业链的感觉似乎是线性的、单维的、串联的,而产业生态则是几何的、多维的、并联的、真正互联互通的,需要在“穿透”产业链的过程中产生全新商业模式、全新产业形态、全新的新兴产业。而当前,在产业发展方面,最大的变化在于产业发展规律从强调产业价值链的分解、融合到了强调产业价值链的跨界、融合,使得产业界限越来越模糊,生产与消费的供应链越来越短,使得大量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尤其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及互联网经济条件下,如今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产品即服务、制造即服务,没有传统的产业只有传统的业态,未来几乎没有什么工业、服务业之分只有产业。在“产业跨界融合”发展趋势与发展规律下,产业界限越来越模糊,产业价值链不仅从分解、分解、再分解到了垂直整合,还到前后、上下、左右的融合、融合、再融合。需要借助互联网插上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的翅膀,大力发展具有产业跨界融合特征的智能经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等新经济形态,逐步将“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终端+场景服务+敏捷供应”融为一体的全新生产方式,将“互联网+”往虚拟空间上走与“互联网×”往物理设备下落相结合,将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结合在一起,在若干领域培育出基于新场景的全新商业模式、生活方式、产业形态。
(四)区域生态赋能
这里所说的“生态”,既不是以往的以政府加快向服务型政府、创新型服务政府转型而带来的营商环境,也不是“政府是经济发展的推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选手+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拉手”的组织方式与结构,而是促进一个区域能够共生共荣、内生自生、闭环循环、自组织自成长“开放创新、协同发展”的“永动机”。在这个新经济“永动机”下,各类市场主体、创新主体能够把创新资源及产业要素流向产业、实业、企业、创业,并通过创业创新、转移转化及产业化等方式,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并形成新的财富创造与分配机制。更进一步而言,核心是“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有机结合的总和。
这种“产业生态”更多的是侧重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从“块状经济-产业集群-产业生态”演变而来,越来越强调平台型企业、平台化大企业、产业组织者作用,核心是产业组织作用;这种“创新生态”更多的是侧重政、产、学、研、金、介、用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从“创新体系-创新网络-创新生态”演变而来,越来越强调在创新型服务政府引导与支持下,提升产学研金介用之间的资源配置能力、开放创新水平。无论是新经济生态还是产业创新生态,核心是自产业组织能力与资源配置方式,及其相关的营商环境与制度安排。在强调区域生态赋能的过程中,主线是营造新经济生态圈,或者产业创新生态圈,主要包括推动产业跨界融合、促进企业协同发展、加速资源高度聚合、促进空间服务耦合、强化开放协同创新等路径。
(五)开放协同创新
伴随世界经济从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到了创新全球化的新阶段,过去以追逐价格红利、遵循梯度转移的制造业全球化与以服务外包为代表的服务业全球化式微,以物质资本、低成本制造、大宗商品贸易、国民待遇为主的全球化,逐步转向以人的流动、创新思想碰撞和商业模式的传播为核心,以跨区域创业、跨国技术转移、跨国技术并购、国际资本流动、高端链接等为主流经济形式,体现为高端辐射的创新全球化转变。对于很多后发型、贸易型、出口导向型的新兴经济体,要走出以大宗资源等进口为拉手、工业制品等出口为推手,对于技术设备、大宗商品等产业要素的跨区域、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较强,但对于高端人才、创业资本、专利技术、创意想法、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的全球配置能力不足,加速在高科技的带动下展开结构改革,实现转型跨越发展。
在创新全球化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以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跃升的眼光来审视和布局区域战略,不断围绕国际产业分工与全球城市分工站位、抢位、卡位,推进产业结构与城市形态向高端演进,才能抢占城市发展主动权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这其中,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基本途径是开放式创新。这种开放式创新,就是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的杠杆下,通过企业家围绕新兴领域创业创新,借助本国的企业家+国外的科学家、本国的新兴市场+国外的先进技术、本国的创业+国外的创新、本国的金融创新+国外的技术创新等模式,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实现“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充分利用。
以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逻辑是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与服务外包,而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方式是由跨国公司主导,哪里最便宜往哪里布局,最终形成“大脑-躯干-四肢”的发展结构。在这个阶段,新兴经济体还谈不上全球资源配置,更多的是“技术换市场”。但作为处于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的新阶段,新的发展逻辑是促进内外部的“高端链接与高端辐射”。一方面是全球范围的高端链接,主要是是通过与全球创新版图上的创新尖峰、创新高地持续不断地产生链接,把创新人才、专利技术、创业资本、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引进来,并转化为新兴产业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动能。另一方面是作为高端辐射的国际产能合作,主要是是与全球产业版图上的“洼地”或新兴市场相结合,作为产业要素配置中心及“大脑”,加速将相关产业链、资本链向国内外“躯干”、“四肢”梯度布局,做大体量。

中国发展经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创新发展取得重要的发展成就,发端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演进与诱致性制度变迁,成就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演进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改革开放并不能带来中国经济增长,新技术革命也只能指明中国经济的未来方向,只有把中国经济搞活、充分动员人民参与经济建设,才能真正带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微观、中观、宏观以及开放条件下,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新经济发展逻辑与发展规律,并对新经济的诸多新理论、新理论范式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与验证。
(一)创业成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旋律与脉搏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一场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经济改革、从沿海到内陆的对外开放,用了40年时间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根本原因在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史上没有那个国家和民族在一个极度落后的背景下以强大的动员能力,将自身的勤劳、智慧、简朴等特质淹没于高度紧张的生产之中加强经济建设。在“一个中心”基本路线下,中国逐步成为全球创业最活跃的国家,而这种持续不断的创业不但通过产权制度创新等重建了企业的微观经营机制,还发育了市场机制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更是推动了宏观经济政治法律关系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这其中,中国的创业代际不断深化,在全球新科技革命与中国市场化改革大潮中,涌现出草根创业、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留学人员创业;在全球知识经济浪潮与中国入世大潮中,涌现出生存型创业、发展型创业、变革型创业;在创新全球化与创业高端化大潮中,涌现出系列创业者创业、跨区域创业者创业、改变世界创业;进入新时代,涌现出硬科技创业、数据驱动创业、前沿技术创业。这其中,强调创业就是强调产权、强调利益主体、强调民营民富,就是不断通过创业的方式扩大再生产、创造生产力和财富。
(二)从营造环境到优化生态抢占产业技术革命制高点
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及重心向中国双重位移过程中,中国立足本土新兴市场及国际市场拓展基础,强化资本积累与资本输出,以市场主动权形成资本主动权,进而抢占技术主导权。重点是抓住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不仅通过加速信息技术与其他新技术与先进制造结合,促进微观的生产方式转变,提升中国智造;还通过“互联网+”改造各类行业,导致产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加速中国再造;更是打破过去依靠廉价生产要素驱动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五低四高”(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化模式。进入新经济时代,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以及高质量发展,加快向新经济道路的“五低四高”(低成本、低物耗、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端、高效、高附加值、高价值链环节)方向转变,并在全球经济分工与产业格局中抢占制高点、把握主导权、掌握主动权。这其中,中国在新一轮创新全球化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具有业态创新、模式前沿、技术先进以及具有引领产业变革的独角兽企业,便是重要的体现。
(三)“活力经济”成为中国发展最大的组织动员机制
如果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核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那么从平庸经济到活力经济的核心,核心是释放创新创业的活力,以往的活力经济是增量经济,如今的活力经济主要体现为新经济。中国自古就有劝农、劝学的传统,在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后,就有自上而下的劝创业、劝致富、劝发财的宗旨,“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是重要的改革目标,包括“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更是掀起了全民创业创新的高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围绕着国际产业价值链从低端到高端,从产业价值链的分解、融合到跨界,不断开辟商业疆域、打破企业边界、产业界限与国家边界,为人来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开辟新天地。
(四)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获利者与推动者
尤其是中国“入世”以来,借助贸易部门之带动,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生产部门,进而形成“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外需拉动、外延增长”的工业经济体系,最终将“中国制造”推向全球并总体基本完成工业化中后期任务。在创新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打破欧美的“研发-创新-增长”经济发展模式,践行“创业-研发创新-经济增长”,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借助中国的新兴市场+国外的先进技术、中国的企业家+国外的科学家、中国的金融创新+国外的技术创新等模式,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和创造财富。在逆全球化与新一轮创新全球化并存的条件下,中国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张成为加速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

超越传统思维羁绊
“不创新会死创新则死的更快”、“科学家们比企业家们更重要”、“跑的越快往往可能死的越早”、“模式创新不如技术创新靠谱”、“烧钱的几乎没有一个好东西”、“互联网伴随的更多的是泡沫”、“企业都应发展成为百年老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都唬人的”、“只有制造业是实体经济根基”、“美国的月亮一定比中国的圆”是新经济时代条件下的十大“巨婴”式逻辑思维。
(一)走出“不创新会死创新则死的更快”
在新经济发展面前,最大风险就是“不创新会死创新则死的更快”,或者“不创新会死创新是找死”的逻辑思维。尤其当“企业家”如此认为时,则是对“企业家”的亵渎。之所很多人有这么近似拙劣的认识,其论据在于创新的失败率有点高。有关数据显示,47%的市场先行者以失败告终,近75%的新产品在推出时就失败。但这种逻辑思维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并不理解什么是创新、如何创新以及如何对冲创新产生的风险。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既非纯粹技术问题,亦非简单发明创造,本质是通过不同生产方式方法把新发明、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或新制度引入经济组织之中,是对新知识连续的应用和产业化过程。在创业、企业的价值再造过程中,要么产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要么产生新模式、新业态、新市场,要么产生新组织、新治理等等,这些新价值都有一般的创新路径及规避风险措施。任何人不要以你自己的创业试错、市场试错、产品试错、技术试错失败了,就觉得“不创新会死创新则死的更快”,因为还有一些用尽心力的企业家获得了创新的红利。这种意识形态的,要么是“叶公好龙”,要么是不懂得创新的责任与使命,要么是不懂得创新的方式方法。
(二)走出“科学家们比企业家们更重要”
在新经济发展与创新驱动面前,在到底依靠谁、怎么依靠等问题上,还有不少误区。比如,如其相信高校科研院所而不相信企业,如其相信国企央企而不相信民企,如其相信科学家而不相信创业者企业家,如其相信创新带动创业而不相信创业带动创新等等。整个的感觉,似乎就是“科学家们比企业家们更重要”。这种逻辑思维产生的根源,往往在于把科研、研发、创新当成是一回事。“科研”几乎可以理解为赚不到钱还要投钱的科学研究,往往是基础研究;一般都是科学家干的事,政府予以资助。“研发”也就是“研究”与“开发”,这个“研究”可能是基础研究也可能是应用研究乃至商业研究,但这个“开发”更侧重于后端,“开”就是开创、“发”就是发展;这些往往是工程师+科学家干的事,往往是企业投入的、政府予以支持。而这个“创新”就是能够赚到钱的科学研究、科技应用、技术开发与产业化,完全是企业家主导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更要相信企业家带动科学家,创业带动创新,企业是创新主体等等新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
(三)走出“跑的越快往往可能死的越早”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很多人都出现“仇富”的心态,要么说是“原罪”、要么归结为“勾结”等等;但目前从工业经济向新经济转型过程中,开始“仇快”、“仇新”了,要么觉得“跑的越快往往可能死的越早”、要么诅咒“花开的越早败得越早”。整个的心态,就是自己干的不怎么样,觉得别人都是混的,然后再去诅咒别人的发展。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不但不知道什么是快公司与慢公司,也不知道什么是厚创新与薄创新,更不知道这些都需要而且应该相互结合。“厚创新”并非单纯依赖硬科技、黑科技或者深科技的创新,而是依赖大规模、基础性、长期迭代从技术到产品、工艺、管理、模式的全面创新;“薄创新”就是少数几个硬技术或者全新的商业模式组合在一起,就能开创一个全新商业模式、产业业态与新兴市场的创新行为。一般而言,在“厚创新”领域往往需要“专、特、精、新” 的慢公司或者“高、精、尖”的高技术大公司;而在“薄创新”领域,往往需要方向准领域窄、模式精做法新、构架轻助力大的快公司。这种“快公司”之所以快,在于从物理空间、硬件设备跳到虚拟空间,借助平台经济、智能科技、数字经济等打破了时空的局限,从小市场到大市场,单凭一个细分领域在大市场中就能获得较大的商业成功与企业价值。
(四)走出“模式创新不如技术创新靠谱”
这些年在新经济发展与创新驱动面前,最自我感觉良好、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思维逻辑,那就是把创新创业分为技术创新、模式创新,进而再说这个好、那个不好。几乎可以说,中国的自主创新与产业转型之所以还不太成熟,主要是被这些人给误导的,他们没看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的区别联系以及对立统一。这种“区别”在于,技术创新是技术创新带动商业实现,模式创新在于商业模式驾驭技术创新,完整的“模式创新”是包括技术的,但技术并非是产品本身,而是模式实现的条件和门槛,很多时候“技术创新”的模式感并不强,尤其是在非生活方式领域中。这种“联系”在于,“商业模式是具有技术门槛的商业模式”以及“技术创新是有目标模式的商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创业的创新、有创新的创业”。这种“对立”在于,技术创新代表的是链式的正向创新,也就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到商业研究、再到产业化等;而模式创新代表的是垂直式的逆向创新,也就是从市场需求-商业应用-产品构建-技术架构-基础研究等反向创新入手,以商业模式创新带动技术创新。这种“统一”在于殊途同归,不论是技术创新带动模式创新,还是模式创新带动技术创新,最终将是市场试错、商业应用、场景服务、分工交易等催生创业的成长、企业的发展、商业的拓展、产业的生成。
(五)走出“烧钱的几乎没有一个好东西”
在新经济发展面前,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烧钱”到底有没有价值?目前很多人以为只有能赚钱、有收入的企业,才更有价值。但为什么多年前,大家都关注上市后市值超过10亿美金的企业,而如今大家都关注未创办企业十年之内、上市前估值超过10亿美金的企业。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流量的价值比存量的收入与盈利更重要;与此同时,追求爆发增长比追求滚动增长更需要。由销售介入生产、再由生产介入研发、再基于新的研发实现产供销研一体化或业务方向的转型的滚动式发展,属于上一代企业家所遵循的商业逻辑。而在新经济时代的创业之中,其初始阶段就是“烧钱”的过程–创业企业在没有客户收入的前提下搞研发、做实验或者商业模式构建,一旦试验好了或者平台搭好了,就直接面向市场或者进入资本市场,以“烧钱”的方式来实现企业的快速成长。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往往通过“烧钱”可构筑屏蔽竞争对手的门槛,不仅是快速出手而抢占发展先机–滚动发展只能坐以待毙,还有扩充企业的社会资本与战略资源–投资不仅仅投的是钱,更是通过掌握足够的资金开展行业整合。
(六)走出“互联网伴随的更多的是泡沫”
准确地说,新经济起初是伴随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产业迅猛发展,但是如今的新经济已根本无法等同于互联网产业,更不能说“互联网伴随的更多的是泡沫”。这些年,有人将用户至上、体验为王、免费商业模式、颠覆式创新作为互联网思维的四个核心观点,或者将用户思维、简约思维、极致思维、迭代思维、流量思维、社会化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作为互联网的“独孤九剑”。但这些观点并没有从互联网基因、互联网属性等角度,把互联网的价值说的更清楚。应该说,互联网基因的核心是由软的控硬的、线上的驱动线下的、用互联网打破打碎封闭的,甚至为先进制造等基础产业插上智能科技乃至数据驱动的翅膀。这种互联网属性至少有四个:一个是开放性,也就是打破企业内外部种种“黑洞”,不仅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资源优化配置,还借助外部环境反向配置内部资源;一个是渗透性,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空间,打破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拓展企业的市场边界与商业疆域;一个是社交性,不断地维护和抓取流量;一个是媒介性,也就是软的控硬的、实现数据驱动等。互联网并非是个产业或者产业形态,重在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模式以及这种互联网属性。
(七)走出“企业都应发展成为百年老店”
现在很多创业者、企业家、观察者、甚至包括投资人,都要做百年老店、都标榜百年老店、都要投百年老店,甚至很多人在羡慕德国和日本这种没有充足经济活力的国家拥有大量从纳粹时代遗留下来的百年老店,却不知道中国创业数量较大而企业生命周期较短恰恰是活力经济的表现。归根结底,在于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在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业态创新、模式迭代之中,只有不断“创业创业再创业”的连续创业、“创新创新再创新”的创新迭代才是新经济发展的脉搏;更不知道在这种连续创业与创新迭代之中,有的需要“长跑”、有的需要“中跑”、有的需要“短跑”,而这些短、中、长跑都可以通过开放式创新会聚在一起,要么产生更大的爆发增长、要么产生超级航母。过去的“长跑”,往往是跨国公司通过集团化、多元化、国际化完成的;如今的“长跑”,只有生态型、平台感的企业才能做到。过去的“中跑”,往往是企业上市之后不断扩充市值;现在的“中跑”,往往是未上市之前就更有较高价值的估值。过去的“短跑”,往往是被兼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如今的“短跑”,往往是创业专门化条件下的连续创业。
(八)走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都唬人的”
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面前,这是一个充满梦想、激情、热血、汗水的时代,同样也是一个充斥混乱、浮躁、迷失、唬人与疯狂的时代。无论有人怎么以偏概全地去妄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但改变不了创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使命,改变不了“创业是最大的创新”的灵魂,改变不了一帮“弄潮儿”的时代脉搏与精神。但归根结底,“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并非取决于政策驱动的政治运动,而在于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条件下,各行各业究竟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只要不断产生新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就需要不断的“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才能产业发展开辟新天地。当然,仰望星空的浪漫必须与脚踏实地的骨感相结合,任何尝试或实践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市场的检验、社会的体验,否则只能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浪潮中做昙花一现的流星及过客,甚至跌入被抛弃或遭唾弃的深渊。
(九)走出“只有制造业是实体经济根基”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及互联网经济条件下,如今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产品即服务、制造即服务、软件即服务,未来没有传统的产业只有传统的观念与传统的业态,几乎没有什么工业、服务业之分只有跨界融合的产业。但很多人并没有把新经济与实体经济、制造业与服务业等搞清楚,以至于后来总理不得不出来说“新经济也是实体经济”,但依然还有不少人认为“只有制造业才是实体经济根基”。根本原因,在于很多人没有理解和看清楚产业价值运动的规律与趋势。过去我们讲“产业价值链的分解与融合”,这种“产业价值链分解”主要是大量制造业环节、服务板块从制造业分离;这种“产业价值链融合”主要是从工业原材料向生产方式转变、从工业消费品向生活方式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产业价值链重组。如今的“产业跨界融合”,也就是说产业界限越来越模糊,产业价值链不仅从分解、分解、再分解到了垂直整合,还到前后、上下、左右的融合、融合、再融合,主要指多个产业之间的价值链“穿透”产生的全新业态。
(十)走出“美国的月亮一定比中国的圆”
前段时间有一位缺乏良知、共知、认知的公共知识分子抛出“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已经超美”的奇谈怪论后令人大跌眼镜;而如今“中兴事件”后,又闹得沸沸扬扬。在新经济发展与自主创新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冷静审慎的心态、真正的战略自信以及大国应有的骨气。应该说,中国人以往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体制机制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过程中吃尽了苦头,以至于在近现代史上从近代科学、民族工业、世界经济、国际政治等方面都一团糟。没有实用主义的传统就没法产生全新的科学与产业,以及相应的国力与军力。但从工业文明向创新文明与新经济转变过程中,中国的思维方式与精神、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体制杂交的混合模糊、发展阶段与新兴市场等能够逐步超越多方面的局限。一旦把中国人的灵敏、博大、深沉、浪漫特质与精神,与实用主义相结合,就会产生全新的力量与结构。尽管“中兴事件”足以看出中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虚弱与脆弱,但“核讹诈”的时代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可以畏惧的。中国人既聪明又灵敏又勤劳,虽然被无形的枷锁绑着,但一旦遇到危机就不得不松绑,一旦松绑起来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一贯是后发国家以弱胜强的逻辑。
总而言之,以上十大新经济“巨婴”式逻辑思维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对新经济条件下创新创业、产业发展的内涵、规律、路数的不理解与冷漠,只有走出这些羁绊和误区,才能在新经济的带动下推动长夜创新发展。
结语
总而言之,“新经济”不单纯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与新的经济范式,还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思维与段位。这种经济范式,不仅包括“反向配置资源以及跟着人走”的资源的配置方式,还包括“创业-孵化-集群”三定律的产业生成方式,不仅包括“从产业价值链到产业价值网”的价值运动方式,还包括“从链式创新到垂直逆向创新”的创新组织方式,核心是以人的价值创造以及人的需求满足为核心。这种思维是一种消费反向决定生产的、生产消费两边通吃的、打破产业界限的经济形态及其发展范式;这种段位是一种打破传统经济理论、打破传统产业结构、打破传统路径依赖的新模式新形态。在中国创新发展以及战略崛起的过程中,并非单纯是“中国制造”的力量,新经济的发展同样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带动作用。而新经济在中国的兴起及发展,不仅见证了创业成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旋律与脉搏,还体现了以产业创新生态建设抢占产业技术革命制高点,不仅印证了“活力经济”成为中国发展最大的组织动员机制,还支撑了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获利者与推动者。在进一步发展新经济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理论上、认识上、实践上、路径上、政策上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及障碍,迫切需要就新经济正本清源与追本溯源,超越传统思维的羁绊,以新经济带动支撑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
作者简介:徐苏涛,长城所副总;谢盼盼、岳渤,长城所合伙人;张欢,西安院常务副院长;王成,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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